部落农场怎么出售农产品,中外历史上有哪些惊心动魄的刺杀行动?
9.18事变,揭开了侵华序幕
1931年9.18日,日本关东军乘中国内讧、东北军主力入关,东北防务空虚之机,发动了让中国蒙羞的“九一八”事变,打响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枪。
举国上下掀起了“抛弃前嫌、救亡图存”运动,各地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。
9月24日,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代表到南京请愿;28日,南京中央大学学生1000余人到国民政府外交部请愿,时任国民党外交部长王正廷避而不见,引起众怒,学生们冲进去,打伤了王正廷的脑袋。
复旦大学与中央大学、金陵大学等学校学生一起到国民政府请愿……北平、济南等地的学生纷纷南下,到12月中旬,已有5批、26个学校的5000余名学生抵达南京。
对于张学良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,手握重兵却不加抵抗的懦夫行为,社会各界予以痛斥。
马君武拍案而起,在《时事新报》上发表《哀沈阳》,轰动一时:
赵四风流朱五狂,
翩翩蝴蝶最当行。
温柔乡是英雄冢,
哪管东鬼入沈阳。
告急军书夜半来,
开场弦管又相催。
沈阳已陷休回顾,
更抱阿娇舞几回。
朱五是北洋政府中曾任交通总长、内务部总长、代总理朱启钤的女儿朱湄筠,因为在姐妹中排行第五,所以被称作朱五,当时是张学良的秘书朱光沐的妻子。
朱五与赵四都是天津女子中学的学生,像是两只花蝴蝶,成天在张学良的身前身后翩翩起舞。
王亚樵第一次刺白川“九一八”事变,点燃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。
80万上海工人发动罢工,抗日救亡和抵制日货运动此起彼伏。
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将募集到的一大包现金、银圆和首饰交给王亚樵,请他想想办法送到东北,交给各地的抗日义勇军。
随后,王亚樵叫来几个亲信,分头到各家银行,把捐款全部兑换成黄金。
晚上,他的轿车开到了一个老乡的金器店,拿出一个旧牛皮箱,对金匠师傅说:“请你连夜把这些黄金打成八个包钉形状,略小一点,让包钉能够包得住;再把皮箱的八个角的牛皮掏一掏,原样装好。工钱,双倍给你。”
三天后,王亚樵化妆成商人,李次山扮作教书先生,两个人一起登上海轮,从上海到大连,再换乘南满铁路火车,一路北上,顶风冒雪,按照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提供的地址和接头暗号,辗转来到桓仁、义县等地,慰问抗日义勇军,每到一地,都留下一个“金角”。
10月29日,他俩回到奉天(沈阳),在西塔的一家旅馆里,准备休息一下,继续前往吉林、黑龙江。
晚饭过后,两个人在街上溜达,看看夜景,走到柳町菊文饭店,看见饭店四周站满了持枪守卫的日本兵。里面不时传出艺妓的歌声和男人们的狂笑声。
王亚樵挺好奇,就到旁边的一个商店买了包香烟,顺便问了一句:“谁住那里?这么威风。”
老板一边给他找零钱,一边低声答道:“白川义则大将。”
回到房间,王亚樵提出找机会干掉白川义则。
李次山问道:“你想干掉他?用什么干掉他?”
王亚樵神秘一笑,打开牛皮箱子,撕开底层的衬布,掏出大小零件,变戏法似的,一支“掌中宝”手枪就组装好了。
“这里人生地不熟,玩意失手,可就麻烦了。”
“没事儿。明天我去踩踩点,见机行事。”
“那……让我去吧。”
“你是个律师,打官司行,打枪可不在行。”
“那我俩一起去,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“不行。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,一旦有个闪失,不就全完了?”
第二天晚上,王亚樵穿上一身黑衣服,独自到菊文饭店对面的一家餐馆吃饭,叫上几盘小菜、一壶高粱烧,边喝酒,边隔着玻璃窗观察街道上的动静。
直到10点来钟,几辆军车呼啸而来。在一群官兵的簇拥下,一个健壮的、肩头缀着大将军衔的鬼子,下了轿车,走进菊文饭店。
31日,晚上9点,王亚樵提前躲到距离菊文饭店三四十米的一个花坛的树丛内。
他要在此行刺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鬼子头。
不能不说,王亚樵的确胆大,凭着单人独枪就要行刺白川义则,这种有来无回的“自杀式”行刺,不是一般人敢想敢干的。
过了10点,仍然不见白川义则的影子。又坚持了一会儿,远处传来“隆隆”的声音。
车队在菊文饭店门口鱼贯排开,白川义则出了车门,轿车挡住,只露出肩膀以上的小半截身子。
一个副官模样的军人跑了过去,与他嘀嘀咕咕,过了好一会儿,白川才抬脚往饭店走。
王亚樵热血沸腾,朝着他的后背就是两枪,然后,按照事先勘察的撤退路线,飞也似地狂奔。
他只听见身后枪声大作,像放鞭炮一样,子弹打在身边的砖墙石壁上,火星四溅……
绕了一大圈,王亚樵才跑回旅社,把刚才的经过对李次山说了一遍,并端起茶碗“咕咚咚”喝了一阵,愤愤不平地发誓——这个狗鬼子,今天让他逃过一劫!只要他还在中国土地上作孽,我绝不会饶了他!
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1932年1月28日,日方以盐泽幸一少将的名义发出公告:帝国海军鉴于多数邦人住闸北一带,为维持治安,保证日人生命安全,将驻日军于该处,以负保安之责。本司令希望中国军队及敌对设施即刻撤退。
这实际上就是侵略上海的宣战书。
晚23日20分,日军陆战队约1000人袭击上海北站,侵占五区警察署;700人强占属中国军队防区的闸北天通庵车站,并以此为据点,向十九路军翁照垣部发动突然袭击;1600多人以坦克为掩护,从北四川路、老靶子路至虹口路一线,向虬江路、宝山路、横浜路、青云路等地发起进攻。
接到第六团团长张君嵩的电话报告,翁照垣热血沸腾,吼道:“打!给我狠狠地打!谁也不准后撤。不要怕,有麻烦我承担!”
战斗打响后,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一边指挥部队抗击,一边向南京急电报告。
连天炮火中,总指挥蒋光鼐、淞沪警备司令戴戟、军长蔡廷锴无所畏惧,联名发表通电,重申御敌决心:
“为救国保种而抵抗,虽牺牲至一人一弹,绝不退缩!”
随后,民间组织的“上海抗敌后援会”应运而生,总部设在福煦路181号--张啸林、杜月笙等人开设的远东第一大赌场福生公司大楼。
《申报》老板史量才为会长,杜月笙、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为副会长,上海市民纷纷行动,掀起了拥军热潮,仅现金一项,就收到700多万元。
“一·二八事变”第二天,王亚樵就吩咐许志远、蔡克强和朱大刚等租借祥生、运飞两大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汽车,将工友们拉到一二八事发地闸北,举行万人抗日集会。
王亚樵登台演讲,怒斥日军的侵略罪行,坚决反对对日妥协,号召大家拿起武器,配合十九路军打击侵略者。
王亚樵随后宣布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,王亚樵被公推为司令。
蔡蹈和任参谋长兼二团团长,许志远任军事联络专员,朱大刚为联络参谋。
1000多人,分为20个大队,是当时人数最多、实力最强的一支民间抗日武装。
随后,淞沪抗日义勇军开赴真如、太仓一带,配合十九路军浴血奋战。
不久,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将军特地打招呼,从十九路军抽出400支步枪、手枪,大批弹药,赠送给淞沪抗日义勇军。
2月2日,陈铭枢前往上海,慰问部队,鼓舞士气。
日本的炮兵与轰炸机密切配合,向吴淞地区狂轰滥炸,敌机在东北端阵地上投下一颗巨型炸弹,掀起的尘土,将翁照垣手下的一个排的官兵全部活埋。
阵地上,弹痕累累,尸体遍地。
就是这样,日军叫嚣“四日上午九时占领吴淞”的计划全部失败,被迫易帅,司令官由海军长将野村接任。
就在全国人民积极抗日的时候,国民党高层却出现了“疲软”的窘境。
蒋介石在洛阳亲自主持军事会议,不满意地说:“十九路军已经保持了十余日的胜利,能够趁此收手,避免再战为好。”
何应钦也随声附和:“不要打了,打了十几天也够了。”
然而陈铭枢则把眼前茶杯一推,大声反问:“前方将士要打,老百姓要打,我能叫他们不要打吗?”
蒋介石命何应钦、陈铭枢致电蒋光鼐、蔡廷锴、戴戟说:在全盘计划未定以前,仍取攻势防御为要。
会后,陈铭枢给蒋光鼐、蔡廷锴等人发去密电,说:“近来,有人主张‘避免再战,枢极不谓然。十九路军必须贯彻全军牺牲之决心,以完成民族命运所寄托之使命。
上海军民的顽强抵抗,让日军不得不增加兵力,1932年2月14日,日军第9师团增兵上海。
日军通常编制每师团设步兵两旅团,每旅团设两联队,每联队约二千四五百人。
每师团设有骑兵、炮兵各一大队,每师团人数在一万六千以上。
日第9师团的到来,让上海的日军实力大增。
张治忠眼看十九路军弟兄苦战数日,孤军无援,实在忍无可忍,主动请缨,蒋介石难下决心,急得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。
无奈之下,蒋介石任命张治中为第五军军长,率领87师、88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,增援上海。
15日,张治中出征前,留下一封遗书,为保家卫国,但求马革裹尸……
有血有肉的中华儿女,对侵略者敢于献身的精神,这是中国生生不息文化的传承。
20日,日军出动约2万人,在飞机、军舰和坦克的掩护下,对庙行发动总攻。
蒋光鼐指挥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坚决反击,战斗异常惨烈。
三天内,我军以伤亡2000余名官兵的代价,击毙、击伤日军800多人,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,取得了庙行大捷。
美国记者斯诺深入前线,报道说:“中国军队只能靠迫击炮、步枪和少数机枪抵御拥有优越得多的重武器的入侵者,要有多大的战斗精神啊!这是一种我原来不知道中国人所具有的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。”
这种精神,在20年以后的朝鲜战场上,让更高傲的美国大兵也付出了沉重代价!
日军增兵日多,而驻无锡、苏州一带的上官云相一师,驻浙江的戴岳一旅,驻江北的梁冠英一路,以及在杭州、赣东等地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约60个师、200万部队,却坐山观虎斗。
在上海的部分国民党中委实在坐不住了,集体联名,责问蒋介石为何见死不救。
不但如此,军政部按照蒋介石的授意,不发给十九路军一枪一弹一分军饷,反而通令全军: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,无需援兵。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,须受抗命处分。
蒋介石这种行为与事敌卖国的汉奸行为无异。
二刺白川连日血战,让中国士兵伤亡惨重,枪支弹药损耗严重,士兵们有枪无弹,或者无枪无弹,只能靠大刀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拼杀。
蒋光鼐、蔡廷锴派人来请王亚樵想办法。
他们介绍了部队的困难,然后问:“九哥在上海多年,情况熟悉。你看,可有什么救急良策?”
“远水解不了近渴,只能就地取材。”
“就地取材?”蒋光鼐不解地看着王亚樵。
“对,就地取材。上海就有兵工厂,要枪有枪,要弹有弹,还有火炮……”
“可是,没有军政部的命令,上海兵工厂会支援我们吗?”蔡廷锴摇摇头,感到不太可行。
“大敌当前,杀敌要紧,不能墨守成规,只要你下个命令,我王九派人去领,领不出来,就进去抢!”
蒋光鼐与蔡廷锴相互看了一眼,未做任何表态。
王亚樵认为,他们不表态,就是默许吧。
当夜,王亚樵派出郑抱真、华克之等人去城南高昌庙镇,利用同乡关系,很快就摸清了上海兵工厂有一批军火,在夜间用军车押送南京的情报。
王亚樵率领一百多人在昆山设下埋伏,拦截了这批军火,自留一部分,其余的全部交给十九路军。
蒋介石接到报告,暴跳如雷,严令蒋光鼐把军火追回。
蒋光鼐装聋作哑,说自己一无所知。蒋介石也没有办法。
王亚樵的义勇军与十九路军各选50人,组成敢死队,化装成市民,由余立奎任队长,利用夜色强攻在虹口的日军司令部,打得敌人龟缩在建筑物内,负隅顽抗。
第二天,日军司令部不得不迁到日军联合舰队旗舰“出云丸”号上。
2月29日,日军进攻受挫,不得不再次换帅,由前陆军省大臣白川义则大将接替。
对,就是在沈阳曾经被王亚樵行刺的那一个。
当时,日本巡洋舰“出云丸”号停靠在三菱码头,距离外白渡桥北日本领事馆不远,为了保护此战舰,日本岗哨密布,外人及其船只无法靠近。
这艘巡洋舰是一艘由英国制造,排水量近万吨的军舰,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日俄战争,并担任过天皇座舰。
它长121.92米,宽20.93米,吃水7.37米,装甲坚固,火力凶猛。
要是把它炸沉,对侵占上海的日本鬼子,肯定是一个沉重打击。
阮尚玠和欧阳师长找到王亚樵,把计划炸掉出云舰的计划和盘托出。
这样可使日寇其群龙无首,给日寇以致命的打击。
经过研究,军方和王亚樵拟定了由潜水员将水雷推至该舰起爆的方案。
为此,专门制作了一枚500磅的大水雷。
为了使潜水员能在水中推动水雷而不被发现,他们把40只空的火油桶密封好,固定在一起,再将水雷固定在下面,这样就成了一枚能在水下推行的大水雷。
但是,谁能担负起炸舰的重任呢?王亚樵拍着胸脯说道:“你们放心,潜水员我来选派!”
王亚樵把敢死队队长龚湘龄叫到指挥部,选拔了七名浪里白条”,在闵行秘密训练,最终确定了两个胆量、水性俱佳的“水鬼”作为主攻,其他人作为预备队员。
1932年3月1日,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傀儡政权“满洲国”正式成立,长春被定为“国都”,改名“新京”。
消息传出,王亚樵义愤填膺,决定在这一天实施炸舰行动。
王亚樵通过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的关系,通知吴淞警戒部队,在约定的时间内,有两只渔船通过出口,并由吴淞要塞司令部发给特别通行证,不许检查,给予放行。
龚湘龄指挥把两只船上的水雷、炸药全部下到江底,而后有两名敢死队员把水雷、炸药从江底运到出云舰底下放好。
等两名敢死队潜水员回到渔船之后,水雷、炸药爆炸……
在武昌路的一个高层房间了,王亚樵手持高倍望远镜,监视着炸舰行动。
冲天巨浪过后,“出云丸”摇晃了一阵子,却没有完。
王亚樵使劲吐出嘴里的香烟,狠狠地骂道:“白川这个王八蛋,真是命大!但我不相信他能躲过了初一,还能躲过十五?”
原来,因为水流湍急,水雷漂离了最佳位置,没有炸沉“出云丸”,却给日军沉重一击。
事情发生后,白川大将慌忙把指挥部又搬回了陆地。
次日,日军占领真如、南翔之后,宣布停战。
三刺白川王亚樵与白川算是“杠”上了,是啊,凡是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对侵华的日本鬼子有切齿之恨。
不单单是中国人,整个受日本侵略的亚洲人都对日本暴行有血海深仇,包括我们的邻居朝鲜。
而第三次行刺白川的人恰恰就是一个朝鲜人。
尹奉吉于1908年6月21日出生在韩国忠清南道的一个贫农家庭里。
甲午战争后,日本用武力把清朝势力赶出了朝鲜半岛;1905年11月,又强迫朝鲜签订“乙巳保护条约”,使朝鲜沦为“保护国”;1910年,正式吞并朝鲜,实行最残酷、最野蛮的“武断政治”。
1919年1月22日,老国王李熙突然死去,并计划在3月3日举行国葬。
“他是被日本帝国主义毒死的!”各种传言不胫而走,长期压抑在朝鲜人民心头的怒火呼啸而出。
3月1日,几十万朝鲜人民走上街头,在汉城塔洞公园举行集会,高唱《光复歌》……高呼“朝鲜独立万岁”、“日本人滚出朝鲜”等口号,进行游行示威。
日本军队残酷镇压,7500多人被害,1.6万人受伤,4.7万人被捕。
一些爱国人士为逃避追杀,辗转来到上海。
在杜月笙的安排下,1919年4月11日,朝鲜流亡志士在法租界金神父路22号召开会议,29名议员出席,组成议政院,选举李东宁为议长,宣告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。
李承晚为临时政府国务总理。
4月13日,临时政府在霞飞路321号正式挂牌。
但由于缺乏资金,这个没落的大家庭跟乞丐窟没什么两样,到1928年的时候,临时政府成员只剩下几十人,其他人都各奔前程。
目睹国破家亡,逐渐长大的尹奉吉立志要为国家独立、民族复兴尽一份责任。
1930年,22岁的他听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上海成立的消息,给妻子留下一张写着“丈夫离家生不还”的纸条,毅然决然地前往上海,寻找救国方法。
在经过忍饥挨饿,克服重重困难,途径大连、青岛等地,于1931年5月8日来到上海。
可这么大的上海滩去哪里寻找组织呢?
他问了很多人,走了很多地方,却没有找到所说的“临时政府”。
尹奉吉索性一不做二不休,用“常破衣废履,行于堂皇大路上”。
这样的精神,自然引起同胞们的议论,尹奉吉的行为,让在朝鲜同胞中有“豪侠”之称的金九顿生好奇,经过多日暗中观察,确信他神志清醒,并非日本侦探,便约他到小酒馆会面;通过交谈,尹奉吉的雄心壮志让金九十分赏识。
于是,就提供资金,资助他在虹口一带卖菜。
尹奉吉利用自己会说日本话的优势,与日本人接触,并经常给一些日本家庭、甚至部队供应蔬菜,熟悉情况,搜集情报,为复仇做准备。
在王亚樵等人的资助下,1932年4月26日,金九决定派遣尹奉吉完成刺杀白川、捣毁“淞沪战争祝捷大会”的使命。
尹奉吉在太极旗下,“咚、咚、咚”磕了三个响头,然后起身对金九说:“金部长,你就下命令吧!”
按照规矩,金九主持了尹奉吉加入“韩人爱国团”仪式。
之前,金九再次征求他的意见:“奉吉啊,此去断无生还可能。你上有老、下有小,要是后悔,现在还来得及……”
尹奉吉说:“这是我生命的价值所在!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。我的一切属于祖国,属于自由……”
“我知道你已下决心。但是作为长辈,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,人的生命仅有一次。而且,你还年轻,父母和妻子、儿女还在盼你回去……”
“不!金先生,祖国还在日本鬼子的统治之下,人民还过着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,我一点责任也没尽到,日本人既然不让我们像人一样去生活,我们还有什么好顾忌的,杀一个,够本;杀两个赚一个。”
“那好,我代表临时政府,代表所有被压迫被侮辱的人民感谢你!”
金九张开双臂,与尹奉吉紧紧拥抱,放声大哭。
半晌,他在尹奉吉的耳畔,郑重地说:“义士,你放心地干吧。我活着,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;我死了,就去黄泉之下拜会你。到那个时候,咱俩无忧无虑,一醉方休……”
没想到后来两人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!墓地相邻,看来冥冥之中的确另有安排。
1932年4月27日,尹奉吉与金九一起,到虹口公园“踩点”,正看见日军正在搭建2米高、6米宽的检阅台。
出来后,又在一家日本人开的书店,买到一张白川的画像,和一面小太阳旗。
回到住处,两人做了进一步研究,感到,日军组织大型活动,出于安全考虑,必然要用探雷器对过往人员进行安全检查。
原计划用大号篾壳暖瓶装白金炸弹的方案不便施行。
怎么办?
就在他们绞尽脑汁,无计可施时,日本人创办的《上海日日新闻》报道说:“欢迎与会者携带‘便当’和水壶,祝捷大会后,自行组织野餐会。”
真是天助我也。
金九连夜找到上海兵工厂的中校兵器主任王雄,转请中国工程师王伯修紧急研制特型炸弹。
29日上午9点半,祝捷阅兵式开始,日军士兵方阵端着三八大盖步枪,刺刀闪闪,耀武扬威,一一接受检阅;到场的观众挥舞着太阳旗,神气十足。
检阅台上,不仅有白川大将等日本高官,还有应邀而来的外国使节。台下,十几名宪兵荷枪实弹,排成半圆形,最远处距离主席台有二十多米,最近也有十几米。
尹奉吉夹杂在欢呼的人群中机警地寻找着机会。不能盲动,如果伤及外国使节,就会适得其反,引发世界各国对韩国的仇视。
好不容易,等到11点半,阅兵式结束。
外国使节离席。军民联欢活动接着举行,日本海军军乐队奏响了《君之代》(日本国歌)。
所有的人神情庄重,一动不动,齐声高唱。
谁能料到,日本鬼子的国歌,真正成为“鬼歌”,此时不出手等待何时!
已经被挤到前排的尹奉吉悄悄地拔开“便当炸弹”上的保险,朝着白川奋力一掷。
白布包裹着的便当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吗弧线,像懂得似的,不偏不倚,正好落在白川的脚下。
白川见到飞来的“礼品”,不敢妄动,生怕演奏国歌期间自己乱动,犯了欺君蔑国之罪。
“轰”的一声巨响,浓烟滚滚,《君之代》成了“鬼之代”。
刺杀一举成功,尹奉吉欣喜若狂,难以自已。
他大笑着,狂叫着:“成功了,成功了!”
就在他手舞足蹈地摘下身上背着的军用水壶,准备再投过去的时候,被身边惊醒过来的日本宪兵和日本群众给摁住了。
“四二九”义举一鸣惊人。
侵略上海之敌总司令白川大将 身中204个大弹片,小片无数,于5月26日,毙命于上海;第三舰队司令野村中将眼珠突出,一眼失明;敌九师团长植田中将,一只脚被炸断;驻华公使重光,也被炸断了脚,虽然没死,但是终身残废。
炸弹片带着被侵略国家人民的仇恨,狠狠刺向了鬼子。
尹奉吉的义举震惊世界,更激励中国。
在一次军事会议上,蒋介石感慨不已:“国民党十个师团未能做到的事,朝鲜一个年轻的义士却办到了。”
1933年1月,蒋介石在南京会见金九,密商双方合作事宜。
经蒋介石批准,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每月拨款5000元,供金九等日常开支,其他事业费由金九提出计划,报蒋介石批准后,另行核发。
尹奉吉、安昌杰、金天山三人完成任务后,王亚樵送去慰问金4万元。
尹奉吉被捕后,日本鬼子对其百般摧残、折磨,但他宁死不屈,没有出卖任何同志。
5月25日,尹奉吉被日本上海派遣军军法会议判处死刑;11月18日,由日军重兵秘密押送日本;12月19日上午7时,在日本石川县三小牛陆军工兵作业厂,尹奉吉身中26弹,壮烈殉国。
尹奉吉牺牲后,连日本人都为他的英勇无畏所感动,在他的坟前树立一块木牌,上写:“尹奉吉义士暗葬之迹”。
日本投降后,韩国光复。
1945年11月5日,金九等29人乘坐飞机自重庆经上海返回韩国,受到韩国人民的热烈欢迎。登机前,他对送行的中国友人说:“余居贵国二三十年,无异自己家乡……”
日本鬼子投降后,1946年6月15日,尹奉吉义士的遗骨被迎回韩国釜山,百姓身穿素服,夹道鞠躬。
已经成为韩国总理的金九亲自来到国葬现场,双手搂着棺椁,放声痛哭,以示对这位昔日的战友、英雄无限的哀伤。
1949年4月29日,故乡礼山郡为尹奉吉树立纪念碑;6月26日12时36分,在汉城京桥庄寓所,74岁的金九被支持李承晚的极右主义者、陆军少尉安斗熙暗杀身亡。
7月5日,韩国政府举行国葬,将金九先生也安葬在孝昌陵园,与尹奉吉墓并排而立,实现了两位英雄“日后黄泉之下再见,一醉方休”的盟约。
这肯定是上天另有安排。
西安浐灞湿地公园有野葱吗?
这个湿地公园有野葱的,但是不多。
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,位于西安市东北部,北依渭水,东汇灞河,总规划面积8715亩,2013年开放的中心区占地总面积4700亩;按照功能划分为保育恢复区、科普展示区、休闲游览区、管理服务区。
按照游览路线分为精致区、时尚区、野趣区及灞河河道区等四大主题板块,其中精致区和时尚区设有动物救助站、生态农庄、滨水部落、湿地码头、青青牧场、果园、农园、渔园、花溪茶社、湿地沙滩等十大游园体验项目。
广州周边有什么好玩的农庄?
广州好玩的农庄:
1.祈福农庄:西红柿、绿的辣椒、黄的西瓜随手可摘,亲手喂养各种可爱的小动物。
2.小石船生态农庄:仙人谷石景游览区、森林溯溪探险、烧烤场、森林浴养生径、地艺园、桃花涧、小天湖垂钓、原始部落露营区、乡野美食廊、水边茶寮等服务项目。
3.南沙永乐生态农庄:广东省最大最专业的ATV越野车赛车场地坐落于广州市南沙区永乐绿色生态农庄内,占地面积为33亩地。
海地僵尸事件是怎么回事?
1980年的一天,海地某乡村露天市场,正在闲逛的安吉丽娜,突然听到有人亲昵地呼唤她的小名,遂转身看向眼前那个男人。谁料她竟瞬间发出惊人地尖叫,然后惊慌失措地瘫坐在地上。
周围的人被安吉丽娜的尖叫声吸引过来,可当他们看到那个男人时,不仅有人同样大叫起来,甚至还有人惊恐地睁大眼睛,并连连摇头表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过了好一会儿,人们才渐渐稳下心神。安吉丽娜也站起身来走向那个男人,并低声询问了几句,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,然后眼含热泪与那个男人紧紧相拥。
原来这个突然从天而降的男人,是安吉丽娜的哥哥纳西斯。只不过纳西斯早在1962年就突患重病去世,还是安吉丽娜亲自给哥哥签署的死亡证明。
当年安吉丽娜强忍悲痛,与乡邻一起将哥哥掩埋在地下。18年来,痛失手足是安吉丽娜最刻骨铭心的记忆,可眼前这个能清楚说出她们小时候秘事的大活人,又确实是哥哥纳西斯。
安吉丽娜与哥哥重逢,欣喜之余又颇觉惊恐,已逝去18年的哥哥为何突然“死而复生”?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?难道哥哥当年是“假死”吗?
纳西斯看出了妹妹与乡邻们的迷惑与惊恐,就开始讲述自己这些年来的亲身经历。原来当年纳西斯因高烧与身体疼痛到医院就诊。当时接诊的两位医生,诊断纳西斯患上了呼吸障碍、肺水肿以及低血压等病症。
这两位医生,一位来自美国,另一位也曾赴美国进修过,遂没有人怀疑他们的医术。可是治疗几天后,纳西斯的病情不仅没有缓解,反而日益恶化。他不仅感觉浑身刺痛,甚至连嘴唇都变得发紫,短短几天后就被宣布死亡。
安吉丽娜为纳西斯签署了死亡证明,转天就将其安葬了。据纳西斯回忆,其实他当时并未真正死亡,还有意识,只是不能动弹而已。
纳西斯清楚地记得医院里发生的所有事情,他听到医生宣告其死亡的声音,然后有人用布单把他盖了起来。还有更恐怖的是,纳西斯被放进棺材埋葬时,他的头脑是清醒的。
纳西斯指着手上的伤痕说,这是棺盖上的钉子划伤的。当时他听着棺盖被一下下钉死,听着一锹锹土落在棺盖上的声音,内心充满了绝望,却动弹不得也无法出声。
就在家人离开墓园不久,一位当地巫毒教祭司将纳西斯挖了出来,然后又施用法术,解除了纳西斯身上的僵硬状态。后来那位祭司将纳西斯带到一个偏僻的糖料种植园,使其成为一个任人摆布的奴隶。
纳西斯在种植园里整整待了两年时间。在此期间,有人给他喂药使其始终保持木僵状态,可以听从命令行走,却无法保持清醒的独立思考状态。简单说就是纳西斯已经变成了活僵尸。
两年后,祭司离奇死亡,纳西斯才重获自由。至于祭司的死因,有人说是被其手下的僵尸杀害的,也有人说是自然死亡的。人们众说纷纭,可不管怎样,纳西斯终于脱离了控制。
不过纳西斯一直怀疑当日突患重病,是被一位兄弟暗中下毒所致。所以纳西斯即便离家乡很近,也不敢回家,只得在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,直到偶尔听说兄弟已去世才敢回家。
纳西斯的经历令人无法置信,可当地医院翻出当年的死亡记录,眼前这个流浪汉就是18年前死亡的那个纳西斯。纳西斯身上发生的奇闻,一经媒体爆出顿时吸引了许多人的眼球。当然也有人质疑此事是纳西斯与其家人合伙杜撰,但是有关海地僵尸的传闻却一直在流传着。
确实如此,纳西斯并非海地第一个有过僵尸经历的人。海地盛传许多有关民间僵尸的故事,人们相信巫医可以利用一种神秘力量,让“死去的人”起死回生,所以巫医在海地受到人们广泛的尊重与惧怕。
据说海地的前总统杜瓦利埃(1957~1984年)就是一位巫医,被海地民众称为“妖怪”。因为杜瓦利埃除了残酷外,还经常将违抗其命令之人变成“活死人”。
由此许多人相信海地真的有僵尸存在,甚至早期的僵尸电影也大多是从海地僵尸获得的灵感。那么海地僵尸真的存在吗?
纳西斯的故事引起了哈佛大学民族植物学家韦德.戴维的极大兴趣。戴维亲赴海地实地考察,试图寻找到海地僵尸出现的真正原因。
海地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,文化经济比较落后,人们热衷于魔法与巫术等信仰,认为海地僵尸的背后是由巫师的巫术(非药物或毒物)制造而来。
但戴维认为海地广为流传的巫术不可能是真的,于是他经过四处查证,认为巫师在仪式中使用的动植物风干后磨碎的复合药剂,可能是制造僵尸的源头。
戴维历尽周折终于收集到8份僵尸药剂样本,然后从中分离出包括河豚毒素、雨蛙(多米骨雨蛙)、海蟾蜍(巨蟾蜍)、人体遗骸以及蜥蜴、蜘蛛等在内的动植物成分。
这些动植物成分无一例外都富含毒素,譬如河豚毒素是一种致命的神经毒素;海蟾蜍可以产生许多有毒物质;还有雨蛙可以分泌一种具有刺激性,但不致命的物质。
戴维经过深入分析僵尸药剂样本,认为河豚毒素应该是导致海地僵尸频繁出现的主要根源。因为河豚毒素是自然界中,毒性最强的非蛋白类神经毒素之一,不仅存在于各种豚科鱼类中,甚至还广泛存在于各种高、低等生物体内。
譬如科学家近年来,已从河豚、蟾蜍、蝾螈、扁状蠕虫、海藻、贝壳类、金色青蛙、水蜥以及微藻等水生生物与微生物中,分离鉴定出了20多种类似河豚毒素的化合物。
其实河豚毒素作为一种神经毒素,其毒性原理就是能选择性地遏制钠离子通过神经元细胞膜,继而遏制神经系统的神经兴奋传导,使机体出现神经麻痹状态。简单说就是河豚毒素可以使中毒者出现呼吸麻痹、肢体瘫痪以及血压下降的症状,严重者可以直接导致呼吸中枢深度麻痹而窒息死亡。
但是河豚毒素无法通过血脑屏障,所以中毒者虽然神经麻痹,但其意识却相当清醒。何谓血脑屏障,其实就是由毛细血管的内皮、基膜以及星形胶质细胞的血管周围等构成,在人体内的血液以及脑组织中存在的一种特殊屏障,其组织功能就是保护整个大脑组织。
一般情况下,除了葡萄糖、氧气以及二氧化碳等人体必需物质外,绝大多数物质都无法通过血脑屏障。应该说血脑屏障给予人类大脑最大限度的保护,可以使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能保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。
当然血脑屏障也是柄双刃剑,当人类的脑组织发生病变,譬如出现脑肿瘤、癫痫、阿兹海默症等病症时,很多理论上可以有效治疗这些疾病的药物,都会被血脑屏障阻断而无法发挥药效。
所以河豚毒素无法通过这道特殊的血脑屏障,同时美国FDA报告也证实了河豚毒素中毒者,临终前的最后一刻依旧意识清醒。
而河豚毒素中毒的一切症状,与纳西斯的讲述基本一致,由此戴维认为巫师通过药物下毒方式使人中毒假死,然后在葬礼后,再挖出假死的受害者,通过解药令其苏醒后成为僵尸。
其实戴维所说的“假死”状态,就是一种相当微弱地活着的状态。譬如当人的循环、呼吸以及脑功能受到强力抑制时,人的生命活动就会处于极度衰弱状态,那么此时一般常规的测试脉搏心跳、探测呼吸等临床检查方法,都很难发现“假死”之人还有生命体征。
其实这种“假死”情况在法医学中也不是啥新鲜事,其原理就是当人的心脏活动太微弱时,难以形成有效的血液循环,简单说就是无法形成脉搏。这也就是许多“假死”之人,常常被误认为是死亡的重要因素。
由此戴维认为“假死”之人被家人埋葬,后又被巫师重新挖出后,很可能因为药效渐退,而相信自己确实是复活的僵尸。除此之外,一些巫师手中还有一种被称为“僵尸黄瓜”的曼陀罗,能使人类出现幻觉、发烧、健忘等症状,可以使“假死”者进一步相信自己千真万确发生了变化。
戴维的研究对应纳西斯讲述的经过基本一致,不过戴维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想法,将一些僵尸药物样本带回了美国,并在老鼠以及剃光毛发的恒河猴裸露皮肤上进行测试。戴维发现这些动物都会陷入昏睡,然后出现无法移动的现象,但过一段时间后又会重新恢复活力。
戴维为自己的新发现兴奋不已,随即就编著了许多有关海地僵尸的书籍,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本《蛇与彩虹》。后来这本书还被改编成了恐怖电影。
戴维的书籍一经出版,很快就畅销欧美地区,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可就在人们以为海地僵尸之谜已经迎刃而解时,科学界突然出现许多质疑戴维理论的声音。
有人认为从理论上讲,僵尸药剂确实可以使人变成僵尸,但应需要一种使用药物剂量的理想状态。
这种理想状态的度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把握,如果用的剂量少了,只能形成短暂的效果,可如果用的剂量太大,就有可能直接杀死受害者。
于是有人怀疑戴维夸大其词,他所发现的僵尸药物的剂量根本不足以将人变成僵尸。甚至还有人怀疑戴维进行动物实验时,有可能在僵尸药物样本中加入了其他药物。
与此同时,还有人认为即便通过精准剂量,让人类实现假死的可能,但如何让“假死”之人复活也是相当不易之事。
历史上确实有假死复活的案例记载,但一般都是中毒者在极短时间内,经过抢救恢复过来。可一旦像纳西斯那般被误认为死亡埋葬后,往往会因为各种器官衰竭以及呼吸系统衰竭,而最终结果就是死亡。
因为人体在呼吸与心跳非常微弱情况之下,往往会因缺氧、缺血,出现二氧化碳与酸性代谢产物潴留的现象,会对人体组织器官造成严重危害。
如果人体代谢一旦出现紊乱,生命真的很难维持太长时间,尤其是占人体耗氧量近20%的脑组织,缺氧造成的危害是十分致命的。大约只需要短暂的6分钟左右,脑组织就会因缺氧形成不可逆的脑死亡。所以巫师是否能够在如此短暂时间内,将“假死者”从坟墓中挖出来都存疑,更别说能使他们复活了。
即便巫师确实能成功使“假死者”复活,那么僵尸能够进行几十年的奴隶劳动是否真实存在呢?因为人变成僵尸后,一般脑部因缺氧损伤,往往会动作不协调,怎么看也不像一个合格的劳动者。
更何况海地作为世界最贫穷的国家,它本身并不缺乏廉价的劳动力。而且这些身体健康的劳动力,为了生存愿意做任何工作,哪怕在农场做种植类的苦工也认头。
如果巫师制造僵尸的目的就是为了提供劳动力,可是僵尸既无法适应高强度的劳动,同时还需要巫师提供衣食住行,那么巫师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?所以海地虽然流行僵尸的各类传说,但海地并未发现充满僵尸奴隶的种植园。
迄今为止,人们对这些质疑还没有更好的科学解释,那么巫师制造僵尸是否还有另外一种目的呢?
那我们还得从海地的奴隶制度说起。海地是位于加勒比海的一个美丽岛国,占据了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的新大陆的1/3,是第一个由黑人统治的国家,更是第一个在奴隶暴动后建立的共和国。
西班牙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来到海地,并在10年内消灭了包括加勒比人和阿拉瓦人在内的数百万土著。1503年,一位名叫巴托里米拉斯卡萨斯的天主教神父,认为非洲黑人体格健壮,而且非洲气候与海地极为类似,于是就提议将非洲黑人送到海地做奴隶。
最初是西班牙人贩卖非洲黑奴到海地,后来法国人也如法炮制。因为当时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,奴隶制对于世界经济,就像如今的石油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一样,所以统治者利用奴隶们的愚昧无知,凭借巫术制造僵尸的噱头,人为制造一种令奴隶们恐惧氛围,以便进行政治与社会层面的控制。
如今海地虽然已经没有奴隶制度,但其经济文化仍属于落后状态,许多部落仍盛行巫术,甚至还有一些神秘组织有时会像司法机关那样运作,而且他们的“私刑”非常严苛。有时候这些神秘组织,不是要判处不服从者死刑,而是要以奴役来惩罚他们,通过操纵这些人干活来赎罪。
所以海地僵尸应是巫师为操控他人,利用药物实施的一种最邪恶的奴役方式。僵尸巫术与奴役有太过共通之处,他们都失去了做人尊严遭人虐待,也许只有死亡才能重获自由。
对于生活在安稳国度的人们来说,僵尸就像一种无稽之谈,但对于不少海地人来说,僵尸却是一种真实的存在。也许统治海地几个世纪的奴隶制,是海地僵尸诱发的根源。海地的巫师们打着维护公平与正义的幌子,利用宗教为手段,随意欺压普通民众,将行为正常的民众变成所谓的僵尸,任他们奴役。
其实早在1835年,海地就出台法律对制造僵尸行为进行应有的惩罚,所以海地僵尸就转为地下活动。我们唯有期待海地僵尸彻底消失,以使海地民众的生命与尊严得到应有的尊重与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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